佛教传进中国，约有二千年历史，这间中的佛教发展，不知经历了多少波折。其中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僧伽，他们将生命奉献给佛教，奉献给众生。这二千年的时光，也出现过不少一代大师，他们振兴佛教，度化了无数众生。他们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打下稳固的基楚，致使中国佛教经过无数风风雨雨仍立而不倒。祖师们的教化，不少被记录成传记(贡献较明显者)，但因经历了漫长的岁月，以致今天的我们对祖师们的记忆也逐渐模糊，有些大师的贡献甚至完全不为人知，这可是佛门的不幸。因此，笔者想向大众介绍影响近代佛教既深且巨的新佛教运动者──太虚大师，好让我们能饮水思源，并以他作为佛教徒的楷模。

太虚大师为中国浙江崇德人；生于一八八九年；圆寂于一九四七年上海玉佛寺直指轩，享年五十八岁(有说五十九岁)。俗姓张，本名淦森，法名唯心，表字太虚。十六岁出家并于同年受具足戒于宁波；十九岁在西方寺阅读大藏经，读至《般若经》时而有深澈体悟。

他倡导八宗平等，个人修学以天台和禅宗；主张以禅、律振兴佛教，弘扬大乘佛法于国际；在当时，被人认为为佛教界革新派之代表。

大师曾率团出席日本东亚佛教大会，并考察日本佛教，日人尊之为“民国佛教界之盟主”，可见他在教内的崇高地位与被肯定。

他曾任南普陀寺和双溪寺住持；提倡僧伽教育，培植僧才，设立武昌佛学院、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；为佛教普及化，创办佛教协进会、中国佛学会、中国宗教徒联谊会；出版《海潮音》月刊；到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、比利时和美国等各国弘法；于巴黎筹设“世界佛学院”，为中国僧人赴欧美传播佛教之始，佛教至此踏入西方舞台。

大师是中华民国以来佛教革新运动之倡导者，主张教理、教制和教产三大革命，并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，建立新僧团制度，提倡“人生佛教”。

他认为僧团应改革：不应有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（当时的佛教确实有这种情况）和寺院成为子孙庙私传产制；遁世的修行（当时），改为精进修习，化导群众；过于重视度死人和奉事鬼神者，改资生服务人群；建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；制订中国僧寺制度；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；以“人生佛教”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。

大师提倡“人生佛教”其实有他的对治性。末期中国佛教，过于重视“死”和“鬼”，导致忽略生者的需要，引出无边流弊。大师为了革除这种敝病，于是提出“不重死而重生，不重鬼而重人”。以“人生”对治专重死与鬼的信仰，所以以“人生”为名。

修学佛法当然是为了了生脱死，成就佛道。但中国佛教，由了生死演变成专了死。因此大师说：“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现实”，强调现实人生的意义，以人为本位进修四摄——布施，爱语，利行，同事；六度——布施，持戒，忍辱，精进，禅定，般若之法而渐次趣向佛道。故所谓“人生佛教”，即是重视生活的改善与解决，并要求在现实人生乐的基础上，发大乘心，为众生服务的菩萨行。

大师除了促使佛教世界化，推动正信的佛教，还派遣学僧分赴西藏、印度、锡兰等地留学，以从事巴利文、梵文、藏文之研究，使中国佛教推向重教育，重学术的面向，从而丰富了汉系佛教的法库。其造就和培养之人材甚多，如法舫法师、法尊法师、芝峰法师、印顺导师、大醒法师、大勇法师、竺摩上人等高僧。他的著作不少，共六十四册，由印顺导师主编。

大师一生倡导佛教革命，致力佛教事业，虽未完全如愿，但对民国以后的汉系佛教影响深远。今日我们看到、接触到的“正信之中国佛教”与“积极入世思想”在在都与他有关。因此对如此的一位大师，我们实不能忘，更不该忘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