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健 撰文

　　唐由之先生，著名中医、中西医结合眼科专家，技艺精湛，医德高尚，和蔼可亲，平易见人。2001年9月16日在北京召开中医、中西医结合眼科会议时，先生出席了会议，会议休息期间，见不少的人邀请先生合影，我也赶过去照了一张。去年，我请在北京学习的眼科研究生张晓带去我的专著《中西医眼科临床备要》及上面这张合影赠给唐教授。唐教授说：书很好，到北京后欢迎到他家做客，并在他的博士们面前夸我父亲张怀安是位著名的眼科专家。现将我收集到的中医、中西医结合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的奇闻趣事，发在眼科医师张健博客里，供朋友们欣赏。

　　1974年，当人们在新闻纪录片里看到毛泽东那熟悉的面孔时，并不知道此时他因为患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看不见东西了。如何为毛泽东安全稳妥地治疗眼疾，成为了党中央的一件大事。经过一年多的筛选，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北京一位中医眼科大夫唐由之身上。唐由之从准备到施行手术总共用了10个月时间，为毛泽东的左眼做了白内障手术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他不仅是一名医生，为了最完善地保证术后效果，他还成了24小时照顾毛泽东饮食起居的贴身人员。正是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看到了毛泽东在辞世前的真实生活。

　　一次神秘的会诊
　　1974年冬天，48岁的中医眼科医生唐由之被通知到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参加一次会诊。他知道，305医院当时是专门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病的医院。这次会诊，光眼科大夫就去了七八个，唐由之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医大夫。

　　这次会诊比他以前做过的任何一次都要神秘。唐由之回忆说：“那天我一进305医院的会议室，就感觉情况有些异常，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？有皮肤科的、心脏科的、呼吸科的，还有眼科的，一共有好几十位。按我们过去会诊的习惯，报告完病例后就应该去看病人，但这次不一样，由专人来报告病例，病人既没有姓名，也没有籍贯，更没有职业，只知道是个男性和大致的年龄。在报告病例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，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了一遍。当时我想，这不是一般的会诊，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。在报告完病史后，一位领导同志就请各专业分头进行讨论，讨论的内容，比如对这个病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？初步印象是什么病？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治疗？等等，都报了上去。我们眼科组的意见很明确，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内障。但是这个人白内障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不十分清楚，根据病历分析只知道他的视力看书已很困难了。”

　　在那次神秘会诊后的一个月内，唐由之又参加了两三次这样见不到病人的会诊，大家一致认为患者白内障的最佳治疗方案是进行手术。这时有人问唐由之是否需要一名助手，唐于是推荐了广安门医院的护士高培质。在临近1975年春节的一天，有人敲响了唐由之家的门。唐由之回忆道：“进来的是位解放军同志，年龄大概40多岁，在确认了我就是唐由之以后，说，有一些事需要你出去几天。到底出去几天他没说，只是要求我带上随身替换的衣服和洗漱用具。那时还需要粮票，我问要不要带，他说不用了，我于是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跟他走了。我跟着他直奔机场。在机场我看见了高培质。她问我咱们到哪儿去，我说我也不知道。但此时我已有了感觉，可能是给毛主席看病。我们在飞机旁边看到了汪东兴，就更觉得是去见毛主席了。飞机大约飞了一个钟头左右，降落在了杭州。下了飞机我问去哪儿？随行的人说今晚住在雷峰塔那边。晚上有人告诉我们，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，主席请你们为他检查一下眼睛。我们一行共5个人，知道要见毛主席，都是又高兴又紧张。”

第一次见到毛主席
　　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唐由之等人便坐红旗轿车来到毛泽东休息的地方。
　　医疗组5个医生按照年龄大小的顺序排队走进毛泽东的休息室，唐由之排在第四。那时毛泽东是在长沙游泳感冒后来杭州休养的。这是唐由之平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。但是这次见面却让他大为吃惊。谈起此事，唐由之回忆道：

　　当我们进去后，看到一位老人穿着一件带补丁的旧毛巾衣，脚上一双拖鞋，头发很乱，身子靠在沙发上。旁边有位女同志，后来知道她叫张玉凤。张玉凤说，“主席，医生们来看你了。”我们一一通报了姓名。第二个报名的是张晓楼（同仁医院眼科专家），毛主席很幽默，一听便说，“那你住的房子永远大不了了，你是小楼嘛。”这一来，大家的情绪一下放松了许多。可此时我的心情却有些难受，因为报纸上写的主席总是红光满面、嗓音洪亮、神采奕奕。所以一看到他那样，觉得反差太大。我更没有想到主席这么朴素，穿的衣服竟是带补丁的，拖鞋也是旧的。

　　从主席那里回来后，我们就开始认真地讨论。大家认为主席的白内障已经到了膨胀期，光用药物肯定没有效，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手术。这里关键是用西医的方法，还是用中医的方法，或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。在给主席检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主席咳嗽很厉害，同时吞咽部位也没有感觉。他咳嗽时痰很多，自己还吐不出来。主席身边有个痰盂，他经常要趴下身子，靠地心的引力让痰吐出来。对此张玉凤倒有一个办法，她人很瘦小，手指却长，她便用毛巾裹住手，伸进主席口腔，从嗓子眼里把痰抠出来。

　　当时我们考虑，这个手术一般要缝五针，如果咳嗽得厉害，缝合处就容易裂开，哪怕只裂开一两针，也不得了，眼睛里的其它组织如虹膜、玻璃体都有可能因受挤压往外跑，更严重的说不定还会出现其他意想不到的问题。所以手术的风险很大。

确定手术人选
　　这时，唐由之预感到，手术的任务很可能落在自己身上，因为医疗组里仅他一人是中西医结合专家。他擅长的中医金针拨障术在黑眼球与眼角中间处切口，不足2毫米的切口并不需要缝针，而且伤口也非常容易愈合。根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，更适合用这一中医传统手术方法。此时他变得非常紧张，40多岁的人居然血压一下升高了许多。

　　为了舒缓他的紧张情绪，周恩来特意委派他去设计整套的手术室设备和器械，包括轮椅、担架。因为毛泽东强调，不要进口的，全部要国产的。

　　后来，唐由之说过这样一些话：“中央决定由我来给主席做手术，我特别激动。这时候还给了我另一个任务，就是要为主席讲解白内障是怎么回事，药物治疗是否有效，为什么必须手术治疗，西医怎么做，中医怎么做。我当时感觉主席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手术的，别人也告诉我，主席对医生的话是10句只相信3句。而且主席这个人很健旺，也很自强，就是感冒发烧了，也常常去锻炼，提倡在大雨底下淋雨，主张动员自己身体内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。主席也知道，医生对他肯定会无微不至照顾的，是三分病也要说它个五六分、七八分。但他不想因为治病而影响工作。主席眼睛虽看不见但照常工作。有一次我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一个手表，是最老式的，好像是上海表。他说‘我不用手表，也用不着，我要想知道时间就问你们，你们会告诉我的。’那时候我天天去看他，给他讲解病情，他不但不拒绝，还总是耐心地听。”
手术获得了成功

　　在唐由之行医的一生中，他觉得毛泽东是一位性格最特殊的病人。
　　普通的病人在手术前总是追着问医生效果会如何？有无并发症等，而毛泽东从来不问。

　　让唐由之没想到的是，虽然因为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看不到东西了，但是最终说服毛泽东接受手术却仍然不那么简单。最后唐由之说服毛泽东初步同意，是因为他动用了两句唐诗。唐由之跟毛泽东说，盒中空燃决明丸，就是有了病吃中医的药丸；金针一拨日当空，白内障经针一拨当然就豁然开朗了。连唐诗里都有这个说法，毛泽东因此就同意了。

　　唐由之把手术室设在毛泽东的书房。手术前，他让人把从苏州和上海定制的手术器械全部搬到了这里。可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毛泽东仍没有发话。1975年7月23日这天，大家一直等到了晚上11点多。

　　唐由之后来回忆说，“这一天大家都很紧张，怎么主席还不发话啊，到底今天做不做？我们大家都等着，一直等到晚上11点。大家知道我与主席接触多，比较熟悉，便说还是请唐大夫进去问问主席吧。我轻轻走进屋里，看到主席半躺着，像是刚睡醒（主席的生活不分昼夜，醒了就工作，累了就睡觉，饿了就吃饭）。于是我对他说，‘主席，我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，您看做不做啊？’主席侧过头来说，‘你们都准备好了？’我说，‘准备好了。’他说，‘你准备当中有问题吗？’我说，‘有些问题。就是准备中间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看您在沙发上动了一动，我知道我没有麻醉好，您可能有些疼了。’他一听抬起手哈哈笑了，像‘文革’期间在天安门向红卫兵招手一样，说道‘做！’各就各位之后，张玉凤和我便把主席搀出来了，这时候我看到周总理、邓小平已经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了。我要向周总理汇报，周总理说不要了，你看好主席就行了。我搀着主席走到手术室，一边走主席一边问，‘唐大夫，手术室内你都准备好了？’我说，‘我都准备好了。’他又问，‘你音乐准备了没有？’我说，‘主席我没有想到，我没准备。’他当时就笑嘻嘻地说，‘张玉凤你去放《满江红》的弹词吧！’”

　　“球后麻醉做好了，心脏监护等也都准备妥，我便开始给主席做手术。手术很顺利，大概只有四五分钟就做完了。我用纱布包扎好后对主席说，‘主席，手术已经完成了。’主席说，‘那么快？我还当你没做呢。’这是我唯一听着音乐做的一次手术，虽然耳边响着音乐，但一句《满江红》也没有听见。手术完毕，心脏病专家过来跟我说，‘祝贺你手术成功，我没想到主席的心跳一点没改变。’我当时就想，主席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，在大江、大海、战争年代都挺过来了，这一点手术对他来讲真是‘胜似闲庭信步’，根本无所谓。所以我更感觉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！”唐由之说。
毛主席与医生发生了“冲突”

　　手术结束时已经是7月24日凌晨。毛泽东进卧室休息去了，唐由之就守在毛泽东卧室的门外。刚过了一个小时，毛泽东突然醒了，并为唐由之写下了一首诗。

　　唐由之说：“看见主席醒了，嘴里边还说着些什么，我听不懂就问他，‘主席您哪儿不舒服啊？’主席说，‘叫张玉凤拿一支笔、一张纸过来。’我当时还以为他要写自己眼睛的情况呢，而他提笔写的却是一首诗，诗中写道，‘岂有豪情似旧时，花开花落两由之。’因为我的名字叫唐由之，这一首诗里边有‘由之’，所以他念了这一首诗。下面一句是，‘何期泪洒江南雨，又为斯民哭健儿。’他告诉我，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一首诗。杨杏佛是进步人士，后来被国民党暗杀了。我的名字叫由之，因此他联想到这个。我说‘主席，送给我吧。’主席说‘好，我给你签一个字。’签完字，他还叫张玉凤到书架上拿来鲁迅的原作给我看，书放在哪个书架上，是第几章，他记得很清楚，所以张玉凤一下子就翻到了这首诗。我当时心里暗暗说，主席的记忆这么好，真了不起。”

　　唐由之没想到，更大的考验在术后。手术后第三天，唐由之要给毛泽东换药。通过这一段时间对毛泽东生活和工作习惯的观察和了解，唐由之猜想，毛泽东一旦发现自己能看清东西了，就肯定不会再让包上纱布。所以他事先叮嘱其他医护人员，千万不要给毛泽东拿镜子。没想到，因为这件事，毛泽东和他发生了冲突，并把所有的大夫都赶了出去。唐由之说：

　　“我给他打开纱布换药，点好药后问他，‘主席您看见了吗？’大概是隔1米左右，我伸出手指试着让他看并问是几个，他说都看见了。我要给他把眼睛再包起来，可他不同意，说：‘我已经好了。’我说，‘没有好，主席，你的切口还没有长好呢，还要包起来。’他说，‘我都好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。’我接着又说‘不行啊，等切口愈合后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气接触，否则眼睛容易感染啊。’主席仍不同意包，我一定要包，最后主席做了一个他特有的动作，把手一甩，说得好听一点是请你们走开，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让你们滚蛋。”

　　“这么一来别人都走掉了，惟独我还站在他面前。主席睁开眼问道，‘你怎么不走啊？’我说我不能走，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，你得听我的。我们争执了好长时间，最后采取折中的办法，让他戴上了一副特制的眼镜。这是我请人用塑料做的一个眼镜，有一个套子，中间有一块11度的玻璃，罩在他的左眼上，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，手又碰不着，东西还不会掉进去。”

　　为避免可能引起的感染，随后的几个月里唐由之一直密切照顾着毛泽东的饮食起居。对于领袖的晚年日常生活，他看得无比真切。他发现毛泽东的饮食很简单，并不像外面传言的那样每天都吃红烧肉。毛泽东晚年除患有白内障外，腿也有病，站不起来，更不能走路。1973年党的十大闭幕时，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毛泽东离开会场，可毛泽东不能走，怎么办？这时周恩来机智地说，主席要目送大家离开，毛泽东也说，你们不走我也不走。这才避免了尴尬。

　　唐由之说：“主席睡的是木板双人床。床头底下垫着木头，床头高，床脚低，硬的。我想这是因为他的肺有问题，稍微倾斜，痰液不容易堵在喉咙。床单都是补过的，双人床上一半是搁书的，那个书搁得很高，高高低低的好像是睡着一个人。床角的右边还摆放着一台电视机，唯一的一台进口电器，但是他那时已经看不起来了。他吃饭时我去过三四次，那时候他已不吃红烧肉了，爱吃清蒸武昌鱼的尾巴，外加一小碗青菜和白切肉，再弄一碗酱油、一点香油，还有一点辣椒酱，蘸一蘸就这么吃了，几乎天天如此。有时是张玉凤喂他吃，武昌鱼尾巴刺多，张玉凤就把刺拿掉，然后用勺把鱼肉同鱼汤、米饭一并喂到主席嘴里。有一次我去看他，主席耳朵很灵，立即问谁来了，张玉凤说是唐大夫来了。主席有趣地问，又来看我吃饭了。我说，是，我来看您吃饭。他问我你爱吃辣椒吗？我说不太爱吃。他说‘不吃辣椒不革命，张玉凤，给他吃一块辣椒。’这时，张玉凤便把主席的筷子拿过来，夹一筷子辣椒酱，说主席请你吃你就得吃，说着便放到了我的嘴里。这一口辣椒真厉害，我一直记忆犹新。”

　　在离开中南海时，医疗组的同志要求跟毛泽东合个影，毛泽东于是被请到了中间。他笑着说自己这下子成了老太爷，并高兴地说，请唐由之来年再来给他做另一只眼睛。后来唐由之被派往朝鲜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睛。没想到到了第二年，唐由之还没来得及给毛泽东做手术，毛泽东就去世了。这成了唐由之一生中最大的遗憾。